人意
来源:《新论语》之五 | 作者: | 发布时间: 2017-11-09 | 1264 次浏览 | 分享到:

人一定会读史,读史者未必是人。人一定会写史,写史者未必是人。人读史、写史一定会想方设法寻人,“人类学者”、“历史学者”、“社会学者”、“民族学者”等读史者或写史者避开人很是平常。读史、写史重要的是认人,读史者或写史者则或许会说,“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,而不是故事所讲述的年代···历史书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研究方法。及时回顾历史、展开讨论、发现问题、调整前进方向”(胡鸿保主编,《中国人类学史》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6年)。“讲述故事的年代”和“故事所讲述的年代”的差别有多大?有人和非人的差别一般大?如果“讲述故事的年代”千方百计寻人,“故事所讲述的年代”处心积虑避开人,“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”之论断才具备成立的可能,否则,写史以资“及时回顾历史、展开讨论、发现问题、调整前进方向”的筹划只能是自欺欺人。例如,费孝通主张,“对一个历史学者的要求是要他靠自己的本领去找材料、并判定材料的真伪和取舍。一个历史学者要对一个还活着的人作传,必须避开那个研究对象本人”(出处同上),按他的解法,避开人成了“历史学者”的“自己的本领”、避开人竟有助于判定真伪。我们倒要问,费孝通等读史者或写史者真能判定“自身的本领”的真伪、真能判定“材料”的真伪、真能判定“活着的人”或“研究对象本人”的真伪、真能判定为“活着的人”作传的意义、真能判定自身到底是什么?其展开得了讨论、发现得了问题或调整得了前进方向?哪有的事。总而言之,读史、写史不明人意,读来何为、写来何为?——管理学主旨学派

司马迁写史,司马迁明人意吗?若明,其为“五帝”立传,怎会遣上不知好歹之笔——“百家言黄帝,其文不雅驯,荐绅先生难言之···非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余并论次,择其言尤雅者,故著为本纪书首”(《史记》)?为何要用“雅驯”、“尤雅”的言语叙说“黄帝”?是“文不雅驯”还是什么令“荐绅先生”有难言之隐?谁“好学深思”而谁又“浅见寡闻”?在司马迁编审考究的文字里,“黄帝”是“弱而能言,幼而徇齐,长而敦敏,成而聪明”的“神灵”,乃“习用干戈,以征不享”、“天下有不顺者”即“从而征之”的得“土德之瑞”的“天子”;其子嗣中亦涌现出“顺天之义,知民之急···抚教万民而利诲之,历日月而迎送之,明鬼神而敬事之”的“贤君”,如“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。百姓悲哀,如丧父母”的“尧”。想必,老子“不尚贤”、“圣人不仁,以百姓为刍狗”、“乐杀人者,则不可得志於天下矣”、“将欲取天下而为之,吾见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,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”(《道德经》)的一席话,司马迁是不爱听的。如此“史学家”,“好学深思”恐轮不着,“浅见寡闻”倒十足十。司马迁未深究“天”、“天子”、“天下”、“民”、“万民”、“神灵”、“鬼神”、“百姓”、“父母”之义,讨得“荐绅先生”欢喜的他体会不到,无论“贤君”“欲”或不“欲”,都改变不了“百姓”沦为“刍狗”的事实。其精挑细选的颂语(“顺天”、“知民”、“抚教”、“利诲”、“百姓悲哀、如丧父母”等)怎能不惹人厌、引人憎?就这么不通人意,司马迁把史写坏了。——管理学主旨学派

班固写史,班固明人意吗?视“先圣”(如“五帝”、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孔子等)为“主体”、人为“客体”——“古之儒者,博学乎《六艺》之文。《六艺》者,王教之典籍,先圣所以明天道,正人伦,致至治之成法也”(《汉书》),班固可能明人意吗?孔子划分了四等“人”:“生而知之者,上也”的“上等人”,“学而知之者,次也”的“次等人”,“困而学之,又其次也”的“次次等人”,“困而不学,民斯为下矣”的“下等人”(见《论语》)。较孔子有过之而无不及,班固“究极经传”而划分了九等“人”——“上上人”、“上中人”、“上下人”、“中上人”、“中中人”、“中下人”、“下上人”、“下中人”、“下下人”,并对孔子之谓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”(《论语》)做了进一步发挥——“可与(“上人”)为善,不可与(“上人”)为恶,是谓上智”、“可与(“下人”)为恶,不可与(“下人”)为善,是谓下愚”、“可与(“上人”或“下人”)为善,可与(“上人”或“下人”)为恶,是谓中人”。以“先圣”虚言为口实,“先圣”不明人意,班固亦不明人意;“先圣”非人或不爱听诤言,班固亦非人或不爱听诤言。奉“先圣”为“上上人”、将不那么唯唯诺诺的老子归入“中上人”,人做不出,班固做得出。就这么不通人意,班固也把史给写坏了。——管理学主旨学派